[25]54在平衡论者看来，实现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妥善协调，而不是一味地控制权力或者关注行政效率，才是行政法学的根本任务。

尽管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特别是大部门制改革打破了传统的行政体制格局，将机构的职责与职能进行有机的统一，既节省行政资源，也提高了行政效率。我国公务员制度实行党政融合的系统，对于党政部门作出的行政行为也应当进行区分，其作出的行政行为也应纳入行政救济的程序，并注意行政主体组织形式的分立与统合。

对现有的行政主体理论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解读： 第一，现有的行政主体概念作为行政管理的概念与行政法治的内在精神不相符，将行政主体与行政客体作区分可能会引起误解，公民在行政管理中并非处于行政客体的被动地位，而应确立其主体地位，因为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在法律地位上平等，不存在主客之分。法国的行政主体格局与德国不同，从主体的划分上，法国将行政主体划分为国家、地方公共团体和公务法人三种类型，与德国的行政主体范畴相似，但内涵不尽相同。这种新型党政融合体制出现了党委工作部门的职能多类型化，职能上就会区分为执政职能、行政职能和内部管理职能，行为属性上就会区分为执政行为、行政行为和内部行为。如某些行业组织，取消从事该行业工作的公民资格证书，行业组织既非行政主体也非一般的民事被告，公民在寻求救济过程中很难维权。在行政救济程序中，即便明确了行政诉讼的被告或行政复议的主体，即通过行政职能的行使追溯了应承担法律责任的行政主体。

(12)薛刚凌：《我国行政主体理论之检讨——兼论全面研究行政组织法的必要性》，载《政法论坛》1998年第6期。⑥借鉴西方行政组织理论的行政主体概念将其与行政组织、行政机关混淆，曾引发学界的广泛质疑和批评。[29] 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李方惠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39—341页。

稍后另有德国侨居中国的汉学家罗存德正确地将其解说为百姓嘅权、民之权。当年中国社会正确理解和运用权利概念，事关中外经济政治诸方面的正常交往和正当权益的维护，因而也成了汉译西文法学著作的关注焦点。电脑查找《日本国志》中涉法制诸卷，可见其前后8次直接写到权利，如至是始有民人控官之案，权利所关，众属耳目，事定后，民权之说益盛，泰西论者专重刑法，谓民智日开，各思所以保其权利，被害人熟读法典，讲明律意，则自晓其权利所在。可以说，中国和世界各国宪法法律和法律生活都使用单纯型权利概念，同时也没有任何国家的宪法、法律和法律生活使用复合型权利概念，即使有例外，也是罕见或有争议的。

[44] 主要指加藤弘之：《西洋各国盛衰強弱一覧表》，东京：中外堂，1867年。[50] 前引[33]［美］安靖如书，第132页。

[90] 瑪.巴.卡列娃:《国家和法的理论》（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76、393页，第437-446页。1903年颁行的《大清商律》第37条、第41条分别规定：数人合购一股者，应准以一人出名，其应得权利即由出名人任领，分给合购各人，若有缴纳股银不能应期缴足者，仍由各人分任其责。[65] 姜士林等主编：《世界宪法全书》，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第30页。再看权利思想自日本向中文法学的返回式影响。

英美法学有很多流派，同一流派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处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学者，对权利外延的看法也很不一样。[2] 本文考察的实际上是中国近现代法学的权利形成史，从19世纪初到现今，时间跨度逾两百年，而其中最初的大半个世纪仅有近现代法学的若干零星细胞或萌芽，谈不上中国法学。箕作麟祥最早的法学译作是1870年出版的《法国刑法》，这本标50个页码实际上100页的书，从头至尾没有出现權利这个词。在引伸意义上，法律权利之外还有道德权利、应有权利等提法。

单纯从语言文字沟通的角度看，中外交往到了较深入阶段，必然有一个如何准确理解和解说法律和法学名词right（权利）的问题。国家譬犹树，权利思想譬犹根。

由于以上原因，使用外延复合型权利概念的法学读物就不能不时常用悄然掉包、违反逻辑同一律要求的方式处置其使用的权利概念与中国宪法法律规定的权利大幅度错轨的难题。权利一词的创生，在来中国传教的欧美汉学家那里获得了正面的回应，但他们不是直接采用将right译为权利的技术性安排，只是认可了将right一词也译为权字的做法。

（2）单纯型权利是现代中国乃至各国宪法、法律和法律生活中通用的概念。历史上第一次用权利一词汉译西语，是丁韪良汉译《万国公法》目次中的国法权利和相应正文中的对应文字。按照这个基准，权利可定义为个人利益、从而归根结底是私有财产在法律上的存在形式。如1827年印行的《日本外史》指某人欲乘此時而斃之以復舊權，北條氏以其外家久司其權，未嘗失人望，[42]其中的两个权字，都是权柄、权势或英文法学中power的意思。复合型权利概念起源、来历、身世均不甚清楚明白，更不知其产生是为了适应何种社会的或学术的需求，不太符合汉语表意传统。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概括出权利、权力的实质识别标准及相应运用方式：中文法学应该采用实质标准对权、权利、权力做分类。

在传统的外延单纯型权利之外形成与其不加区分的外延复合型权利，应该被视为中文法学面对外文法学的影响出现倒退的表现。（六）为了系统、严格地区分权利和权力，中文法学应放弃现行的对权、尤其是对权利与权力做分类的形式标准，改采实质分类标准。

[53] 王长汶：《加藤弘之与梁启超社会进化论的比较及启示》，《日本问题研究》2015年第6期。[10]麦都思字典在对权字做解说时，先单纯用英文a weight（砝码、重量）、to weigh（称重量）、to weigh circumstance, and act according to（权衡而后动），一名词两动词做解说，然后才用汉英双语解说为权势/power, authority、弄权/to get the power into ones own hands、从权/to act according to circumstances等6种意思，没有提到英文right或汉语权利。

要评估权利一词和权利思想在19—20世纪之交自日本社会回过头来影响中国社会的情况，除上文已经论述过的黄遵宪等人的著作外，我们不能不花更多笔墨讨论梁启超的活动和思想。事实上，有权利就会有相应的权利意识。

[39] 同上书，《劝学篇·明纲第三》，第13页a。[76]20世纪上半叶直接介绍欧美法学概念和理念的法学作品总体来说在中国出现得较晚，数量远远少于来自日本的。所以，按双重标准分类的结果不可能没有相互矛盾的情况。易力则轻死而乐用，权利则畏法而易苦。

[28] 晚清重臣李鸿章在1896发表的言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权利一词和权利意识在19世纪末已经于潜移默化中深入世道人心的情况。不过，按21世纪法学标准属于权利的现象，他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以权字指代的。

[38] 同上书，序，第2页a。如中国出版的最早译自日本学者的《法学通论》在介绍德国学者当时最新之学说时写道：此说谓社会依权力之关系，与权利之关系，乃二要质所组成者，权力之所存，在国家，不在人民，人民互有权利，互负当行之义务，不能互有权力也。

笔者一直主张对权、权利、权力做实质分类，即从根本上按它们的财产属性，以及由财产属性决定的利益属性、表现形式三个层次相统一的标准做分类。当然，梁启超的权利理论有其历史的和认识的局限性。

作为社会现象，词形相同而指代对象不同的名词之间发生竞争很正常，但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真金烈火、大浪淘沙的优胜劣汰机制会起作用。使滥用其自由，而侵他人之自由焉，而侵团体之自由焉……故真自由者必能服从。虽然，此说未当，夫国家，乃因为其存在目的，而行其正当之权力者。公权预闻国事之权利也。

[12] 我们将会看到，现代中文法学的权利概念和汉语权利一词萌生于中国的1860年代。但直接强制性标准是柔性的，无法做到量化，很大程度依有关论者的主观感觉或理解判断，因而无法有理有据地解决处于典型权利（如人身自由、财产权利）与典型权力（如行政权力）之间灰色地带的大量现象或行为的分类事宜。

如对罗马法上的家父权这同一种现象，英国著名法律史家梅因就时而从强制的角度将其描述为authority或power（权力），时而从享有资格的角度将其描述为right（权利）。[81] 如在论述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时候，参见孙国华主编：《法学基础理论》，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307-309页。

[52] 梁启超：《日本国志后序》，《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50-51页。基于这种认识就权利的外延达成共识，可为深入研究权利、权力、法权、权和义务等基础性法学概念及其相对应的法现象，从整体提升中文法学的研究水平创造必要的主观条件。